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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变局下巴以冲突的新现实

来源:MenaStudies    发布时间:2019-04-13 20:41:38

「阿拉伯之春」动摇了中东的政权,创造、加剧了中东的分裂,甚至导致了中东政治版图的重新洗牌。


五年过后,中东局势的发展又为拖而不决的巴勒斯坦建国问题以及阿以冲突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被边缘化的巴以问题


从表面上看,中东地区的持续动荡似乎迫使巴以问题逐渐退出中东各国的政治议程,这无疑有害于巴勒斯坦的建国事业。伊朗核问题六方会谈协议的达成也只是进一步加强了以色列的地区优势,而并非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给以色列施加了压力。的确,因为忌惮伊朗在中东势力的增长,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拥有了某种共同利益。为了制衡伊朗,这些国家走得更近了。


从很多方面来说,巴以冲突这一渊源久远的议题已经不再是这些中东国家担心的首要问题,这个事实也在变得日益突出起来。尽管阿拉伯国家仍然保持着对以色列的激烈言辞、对阿拉伯世界团结的呼吁,甚至为巴勒斯坦提供了一些物质或军事上的支持;事实上,他们很少为推动巴勒斯坦建国真正做出什么实际有效的努力。因此,当整个中东都处于剧变、分裂和重组之中,以非对称暴力、犹太定居点的扩张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永久占领为特征的巴以问题却成了该地区唯一相对稳定的因素。


即便如此,巴以问题还是有了新的变化。近年来,事态的发展迫使巴勒斯坦人开始转向依靠自身的力量。他们重新审视自己的选项,继而寻求施压以色列以结束其占领的新手段。后「阿拉伯之春」时代巴以冲突的新现实在国内、地区和国际三个层面上都有所体现。


在国内和地区层面,巴勒斯坦政权内部纷争不断,并且一如既往的难以为改善巴勒斯坦的建国前景做出切实的贡献。另一方面,巴以冲突则通过一些国际组织——诸如联合国和国际刑事法庭(ICC),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BDS),以及「全球本土化」(glocal)层面上的行动主义——实现了冲突的国际化;这些途经似乎焕发出了最具变革性的潜能。


至于其他的选项,比如巴勒斯坦单方面退出奥斯陆协议,废除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PA),或是发动第三次「巴勒斯坦大起义」(intifada),这些行动则仍然徘徊在巴以冲突的阴云之中。然而,考虑到武装抵抗和国家制度的崩坏将会为中东地区带来的毁灭性打击,这些行动在取得具体的成效之前注定充满了变数和风险。



2013年7月29日,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国务院举行晚宴,招待时隔三年的恢复和谈的巴以谈判代表。图片来源:国际在线


内部分裂的现状


在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之春」效应也得到了短暂的反响,人们纷纷走上街头抗议。不同于其他中东国家人民要求现政府下台的诉求,巴勒斯坦的抗议者们呼吁的是结束法塔赫(Fatah)和哈马斯(Hamas)的血腥分裂。自从2007年的派系分歧让法塔赫和哈马斯分别控制了西岸地区(West Bank)和加沙地带(Gaza)之后,这两个敌对的巴勒斯坦政治分支就开始在冷战与大规模暴力冲突之间徘徊不决。


的确,就暂时而言,二者的和解似乎是可能的。通过支持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和叙利亚叛军,哈马斯与整个中东地区的反对派站在了一起,但这个决定最终却让其自身陷入了困境。巴沙尔·阿萨德在伊朗的资助者切断了对哈马斯的财政与军事支持,而穆兄会在2013年的一次军事政变中的出局更是加紧了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受到的束缚,因为新上台的埃及总统塞西摧毁了哈马斯赖以生存的隧道经济(tunnel economy)。


因此,与法塔赫实现和解看起来是哈马斯摆脱孤立的唯一选择,而哈马斯此时所处的颓势也能为法塔赫所利用。


但最终,和解的希望仍然破灭了。哈马斯与法塔赫之间仍保持着「阿拉伯之春」之前的那种分裂状态。虽然双方在2014年4月签署了和解协议并组建了联合政府,事实上却很难感受到团结与和解的氛围。


2015年夏天,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在西岸地区逮捕了上百名哈马斯激进分子,而和解协议中所承诺的议会选举看上去也遥遥无期。即便真的进行了选举,也只会加深双方的分歧和进一步巩固各自对西岸和加沙的掌控。如今,巴勒斯坦人已变得越来越悲观——近期的民意调查显示,59%的巴勒斯坦人认为和解注定失败。


更糟糕的是,不仅是法塔赫与哈马斯之间分歧难解,他们各自内部的派系斗争也常年不断。法塔赫仍然处于难以摆脱的合法性危机之中。


由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内部腐败盛行,而法塔赫通过与以色列开展和谈以追求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策略也一次次遭受失败,这使得法塔赫的政治地位在2006年选举后丝毫没有得到改善——正是在那场选举中哈马斯赢得了胜利,并掌控了加沙地带。


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这位80岁的巴勒斯坦总统在法塔赫内部也备受政治对手的攻击,最近他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秘书拉波(Yasser Abed Rabbo)之间的冲突也只是针对阿巴斯领导权的一系列无休止的挑战中的另一个插曲。这些政治斗争阻碍了法塔赫为机构改革开展选举,也进一步揭穿了法塔赫推行民主化的伪装。


类似的,哈马斯内部同样充斥着纷争。自从2012年与伊朗的关系恶化,哈马斯内部就其未来在中东地区的战略盟友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一些哈马斯领导人,诸如扎哈尔(Mahmoud al-Zahar),以及哈马斯武装派别的成员,比如卡桑旅(Qassam Brigades),都希望恢复与伊朗的友好关系。


另一些在迈沙阿勒(Khaled Meshaal)领导下的哈马斯政治局成员则认为应该与沙特领导的阵营进一步靠近。哈马斯对在也门打击胡塞叛军的阿拉伯联军的支持以及迈沙阿勒本人对沙特阿拉伯的访问都指向了一段孕育中的新的战略伙伴关系。但是,在叙利亚爆发内战之前,卡桑旅和伊朗之间的关系格外靠近,伊朗向其提供了重要的火箭炮科技,并为其军事与民用开支提供了资金。许多哈马斯成员仍然认为他们与伊朗而不是阿拉伯国家的利益更一致。


甚至2014年夏天加沙战争期间,卡桑旅发言人奥贝达(Abu Obeida)在提到卡塔尔与土耳其之前首先感谢了伊朗的支持,因为伊朗为加沙的重建提供了资金。现在,卡桑旅的领导人希望伊朗核问题的解决和对伊朗制裁的解除能够带来哈马斯与伊朗关系的重启,让哈马斯能再次获得资金用于支持加沙地带的军事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因此,地区联盟关系的重组和伊朗在制裁解除后力量的进一步崛起实际上加剧了哈马斯内部的分歧和斗争。


地区因素的影响


对于「阿拉伯之春」引发的一系列动荡,以色列政府并未明确表示其官方立场。以色列对于穆巴拉克的下台表示失望,但仍将继续协调与穆尔西的穆兄会领导下的埃及政府,并为之后塞西将军的上台感到宽慰。以色列曾公开表示对伊朗通过支持黎巴嫩真主党来搅乱中东政局的行为的担忧,并且暗地里对戈兰高地边境地带的叙利亚反叛军伤员提供了一些医疗帮助。


但以色列同样认为,相较于奉行伊斯兰主义的反叛武装,从长远来看阿萨德会是一个更加安全的邻居,因此以色列在叙利亚的小规模行动针对的是真主党而非阿萨德。然而,伊朗核协议的达成直接将以色列推入了沙特阿拉伯领导的阵营中。


2015年3月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表示,在以色列眼中,伊朗、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以及「伊斯兰国」没有任何区别,他们都是威胁以色列和整个中东地区安全的恐怖分子。因此,为了制衡伊朗,以色列将自身塑造成了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的盟友形象。


一直以来,以色列政府利用地区动荡的现实来回避对巴勒斯坦人做出让步。在2015年的选举活动中,内塔尼亚胡的利库德党(likud)表示,工党以及以色列左翼所坚持的向巴勒斯坦人割让土地的做法换来的只会是「伊斯兰国」这样的极端伊斯兰势力对以色列边境地区的控制。


目前,以色列的右翼政府并不急于追求巴以问题的解决;而阿拉伯国家则更加担忧伊朗势力的增长、宗教派系斗争的加剧、恐怖主义以及伊斯兰反对派问题,而不是巴勒斯坦问题;至于美国,则忙于在伊朗和沙特之间游走而无暇多顾。这些因素都使得巴以之间达成和平协议变得日益遥不可及。


当然,能够推动巴以问题得到解决的情景并非不存在,但目前都只停留在假设层面。比如,如果哈马斯与沙特阵营的关系如迈沙阿勒期许的那样发展,那么阿拉伯国家也可能帮忙推动巴勒斯坦内部哈马斯与法塔赫的和解。然而,鉴于巴勒斯坦内部政治斗争的现状,以及哈马斯内部卡桑旅对于重启与伊朗关系的坚持,这样的发展很难实现。


阿拉伯国家也可能再次启动2002年的阿拉伯和平倡议(Arab Peace Initiative),这一倡议提出用与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换取根据1967年边界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家。但是,如前所述,阿拉伯国家对伊朗的担忧以及以色列右翼政府的政策立场使得这样一种设想变得非常难以想象。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曾在联合国的发言中威胁说将退出奥斯陆协定,但这也仅仅是个威胁而言。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并没有采取什么具体的措施,与以色列在安全方面的协调也仍在继续。此外,在过去几年里时有爆发的暴力冲突——往往以个别的巴勒斯坦人袭击以色列士兵或平民——似乎让巴勒斯坦武装起义再次发生的阴影挥之不去。


不过,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已经着手管控和防止这类草根式的暴力反抗的发生。即便抛开巴勒斯坦方与以色列方的努力不谈,巴勒斯坦人民本身也早已对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所带来的惨烈后果和中东地区持续的暴力冲突感到疲倦和厌烦,因此,类似的武装起义再次爆发的可能性应该很小。



1993年8月20日,拉宾和阿拉法特在奥斯陆达成和平协议,并于美国白宫草坪签署了相关的宣言,拉宾、阿拉法特与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历史性合影


地区问题的国际化 


既然难以将希望寄托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身上,后「阿拉伯之春」时代的巴勒斯坦领导人便开始努力推动巴勒斯坦问题的国际化。为了增加对以色列的压力,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开始在联合国和国际刑事法庭这样的国际机构里寻求对其主权国家身份或成员国身份的认可。


2012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授予巴勒斯坦「非会员观察员国」地位。共有138个国家投票支持,9个国家反对,41个国家弃权。这一胜利使得巴勒斯坦人有勇气进一步向联合国安理会寻求认可。2014年,由于只得到安理会的8票支持、5票弃权和2票(美国、澳大利亚)反对,巴勒斯坦在2017年以前建国的愿望落空了。阿巴斯并没有放弃努力,他希望下一次发起投票时,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的支持能够在国际上得到反响——虽然到最后,美国还是投下了反对。


2015年4月,巴勒斯坦正式加入了国际刑事法庭。这使得巴勒斯坦能够以非法占领的名义起诉以色列,甚至是针对以色列特定的军事或政治领导人实行制裁,并吸引世界的关注。如此一来,巴勒斯坦的建国努力就进一步被国际化了。



图为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右)与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里亚德·曼苏尔(左)在联合国会场爆发激烈争吵


「全球本土化」活动的兴起


而在全球-本土层面,发起于2005年的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BDS运动)在近年来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瞩目。这一运动旨在运用曾推动终结了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策略来向以色列施压,从而迫使其结束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最近,它在北美和欧洲的高校以及一些高知名度的艺术家与公众人物那里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它的经济影响力虽然有限,却也值得重视。


比如,根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的数据,欧洲对以色列定居点农业产品的抵制在2013和2014年造成了60亿美元的损失,而这一损失到2015年底预计将提升至95亿美元。在西岸与加沙地区,经济抵制很难实行,因为这些地区十分依赖以色列经济。然而,围绕这一议题的草根社会活动正在剧增,而BDS运动则希望将自己打造成以非暴力形式抵抗以色列占领的浪潮中的一支主力军。



游行者在街上举牌声援巴勒斯坦抵制、撤资和制裁以色列的运动(BDS运动) 图片来源:mancunion.com


不过,要想让巴勒斯坦现状得到真正的改变,BDS运动还面临两个主要的障碍。首先,尽管在国际上取得了一些成绩,BDS运动仍然难以动员在西岸与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人民。这是因为,抵制以色列会在经济上给他们带来极大的负担。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是《巴黎协定》的签字方,这限制了其对巴勒斯坦经济的控制,而以色列则掌控着这些区域的过境与进口关税。


并且,目前巴勒斯坦人非常依赖以色列的商品,而他们以本土产品取而代之的能力也十分有限。因此,BDS必须努力说服巴勒斯坦人,让他们明白暂时的困难将在抵抗占领的长期努力中得到补偿。到现在为止,BDS运动在巴勒斯坦的主要影响仅限于学术与文化领域。


同时,出于压力,BDS运动也对一些草根和平运动表达了反对——这些运动致力于推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联合行动,但这种策略看上去只能取得相反的效果,因为它损害了那些单方面倡导抵制以色列占领的抗议活动,并且阻碍了BDS运动的信息在以色列境内的传达。


其次,以色列的公众参与也成了BDS运动的一大阻碍因素。以色列政府针对BDS运动的反向宣传不仅面向国际社会,也同时面向以色列的国内受众。以色列政客与媒体不断地强调,BDS运动是出于一种反犹主义的动机。


他们声称,BDS运动的最终目的是终结以色列国,否认犹太人民族自决的权利,并鼓励巴勒斯坦人对从地中海到约旦河的整片领土宣誓主权。以色列政客与媒体将BDS运动描绘成了一场零和游戏,也就是说,即便以色列退回到1967年以前的边界、摧毁犹太定居点、分享对耶路撒冷的主权并在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上达成妥协,以色列也还是会成为这场抵制运动的攻击对象——除非以色列国永远消失。


只要大部分以色列公众相信这套说辞,即便是最成功的抵制运动也没办法实现结束占领的目标。以色列2015年3月17日的选举显示,那些经济地位低下的以色列人倾向于选择鹰派的右翼政党,而那些相对富裕的选民则投给了主张与巴勒斯坦人和解的政党。


目前看来,即便是当BDS运动成功导致了以色列在经济与外交上的孤立,这一结果也只会更有利于支持占领政策的以色列右翼势力。因此,为了更有效的实现目标,BDS运动需要将以色列公众也作为倡导工作的主要受众,以反击以色列政府的政治宣传。



支持以色列商品的两名美国大学生,图片来源: The David Project/JTA


此外,其他类型的非暴力活动也不断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境内上演。自2014年以来,在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居民们似乎一直在推行一种类似小型起义的反抗活动。在以色列的监狱里,被拘留的巴勒斯坦人举行绝食抗议以反抗对他们的非法抓捕。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还一起参与抗议对西岸地区Susiya村庄的摧毁以及对内盖夫沙漠地区贝都因村庄的拆除。


2015年夏天,以色列的「妇女促进和平」运动(Women Wage Peace)带领上百名妇女在总理门前斋戒55天,以推动和平结束占领;她们每斋戒一天都是为了纪念2014年加沙战争经历的一天。


「打破平静」组织(Breaking the Silence)则致力于收集和公布上百名以色列国防军官员的证词来曝光以色列军队违背人权的行径。这些都只是每天进行的无数个草根活动里的少数几个例子。尽管活跃度很高,也不得不承认,可供这些草根行动所利用的资源是微乎其微的。


小结:改变现状的新机遇?


中东局势的持续动荡和「阿拉伯之春」破碎的承诺似乎让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变得日益渺茫起来。各个地区大国疲于应对阿拉伯与伊朗势力的斗争,并担忧着国内反对派力量的出现。长期以来的僵局也仍然保持原样——巴勒斯坦政权内部仍旧派系林立,而以色列则依然处在一个鹰派的、主张扩张定居点的右翼政府的掌控中。地区层面上,逊尼派阿拉伯政权也还是未能对推动巴勒斯坦建国做出实际上的贡献。


但另一方面,新的变化却在悄然发生。对国内和地区政局不断上升的失望情绪为那些草根的「全球本土化」运动、非暴力的抗议活动以及国际关注的增加开启了大门。这些力量不断壮大,并正在一步步激发和推动着现状的改变。或许,这些新现实能够为冲突的最终解决带来某种新的机遇?或许。但即便如此,巴以之间要想实现和平与和解,依然「道阻且长」。


参考文献

Mahmoud Jaraba,Lihi Ben Shitrit,“Finding Clarity in a Middle East Unbalanced”, Carnegieendowment, June 6, 2016. 


编译:王自励  编辑:徐蔚


注:本文首发于头条号中东研究通讯,中东研究通讯系今日头条签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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